一线新一线城市“单身指数”普涨

19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哪些城市单身的“气息”特别明显？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了这些城市的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之后发现，东莞的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最低，仅为1.95人。与此同时，东莞的性别比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最高，达到130.06（以女性为100），在这背后，与东莞庞大的流动人口数量息息相关。

不过，整体来看，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多数都低于全国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显示出大城市成为单身人群聚集地的迹象。

在东莞之外，沈阳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为2.18人，宁波为2.21人，广州为2.22人，深圳为2.25人，与全国家庭户平均人口2.62人相比，有明显的差距。

与此同时，与10年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部分城市的家庭户平均人口下降很快，比如广州2020年家庭户平均人口较10年前下降了0.51人，西安2020年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为2.45人，较10年前下降了0.5人。

“造成大城市家庭户平均人口偏低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流动人口偏多导致大城市年轻人比例大、未婚人口偏多之外，还有大城市离婚率偏高、生育率偏低的影响。因此，大城市家庭户平均人口偏低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大城市成“单身盛地”

是否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单身人口？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情况确实如此。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后发现，19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一共有16个城市的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低于全国的2.62人，仅苏州、长沙与全国水平持平，郑州以2.82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各地人口普查公报，下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大城市的家庭户平均人口偏低，一方面是生育率下降导致子女数量减少，但影响更大的还是单人户比例提升。

“这些城市对于流动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很多大学毕业生会选择到一线、新一线城市工作和落户，他们中很多人在未婚的时候会提升单身家庭的比例。尤其是这些年人口增长较快的城市，主要就是吸纳了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单身人口比例提升。”杨舸表示。

19个城市中，“单身”气息最为浓厚的是东莞。东莞的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仅有1.95人，成为19个市中唯一低于2人的城市，并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2.23人减少了0.28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这与东莞的流动人口尤其是省外流动人口偏多、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等都有关系。

东莞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的解读中指出，家庭户规模缩小主要是由于东莞外来流动人口持续增加，并且外来流动人口普遍户规模较小。从社会因素来看，随着家庭观念变化，不少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单人家庭户比重提高，日后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越将明显。

从数据看，流动人口增多一方面带来了更年轻的人口结构，另一方面还影响了东莞的性别比。

东莞的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591.71万人，占56.53%；女性人口为454.95万人，占43.4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人口为100）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17.81上升为2020年的130.06。

东莞官方指出，常住人口性别比升高主要是受流动人口性别比偏高影响。从户籍人口看，2020年东莞户籍总人口性别比为96.31，性别比趋于均衡状态，但外来流入人口男性多于女性，因此带来全市常住人口性别比显著升高。

其中，外来人口流入的性别比高低与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从东莞市的产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近年传统产业持续转型升级，新兴产业、高技术、先进制造业等新动能加速发展对用工需求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对男性劳动力需求量正持续增加。

另一个影响东莞性别比的因素是，东莞不少人口为外省流入人口。根据东莞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莞的总流动人口为7952214人，其中外省流入人口为6193503人，省内流动人口为1758711人。

杨舸表示，这涉及到一个流动人口成本的问题，在人口流动的初期，流动成本较高，因此相对更具有冒险性的男性会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他们更愿意去异乡务工获得更高收入。因此，流动初期往往都是男性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夫妻双方一起到外务工或经商的情况开始出现，流动人口男女比例逐步平衡，但男性还是更多一些。到了第三阶段，夫妻双方在流入地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就业、住房等条件之后，会逐渐把子女从老家接到流入地，这时候男性和女性的流动人口比例就差不多了。

“但从跨省流动人口看，仍然是男性比女性多。因此，珠三角一些城市的跨省流动人口占比较高，也就导致流动人口中男性比例还是偏高，这就进一步影响了当地的性别比。”杨舸说。

从19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来说，珠三角城市确实整体性别比偏高，比如深圳为122.43，佛山为119.12。与之相比，沈阳、成都、重庆、长沙等地性别比较为平衡，其中沈阳的性别比为99.38，女性多于男性。此外，成都为101.03，重庆为102.21，长沙为102.49。

这背后，老龄化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为老年人口中女性普遍多于男性，而沈阳、重庆等都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另外，东北、四川、湖南等城市长期是人口跨省流出地，由于跨省流动中男性占比更大，也变相推动当地男女比例平衡。

10年变化折射人口吸引力

除东莞之外，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相对较低的城市还有沈阳、宁波、广州、深圳等地。

“沈阳的家庭户平均人口也非常低，这个城市在东北属于中心城市，会吸引周边城市或农村人口流入，所以有较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和新增就业人口，这些人口中年轻、单身的人口比例也会高一些。”杨舸指出。

但另一个需要关注的维度是，近10年家庭户平均人口变化情况。与全国类似，近10年绝大部分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家庭户平均人口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

其中，广州的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近10年下降了 0.51人，2020年为2.22人，这是所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家庭户平均人口下降最大的城市。排名第二的城市是西安，该市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近10年下降了0.5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整体下降偏快的城市，除了受低生育率影响外，更反映出一地对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就业人口的吸引力：更多未婚年轻劳动力流入，会更快拉低一地的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

以广州为例，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近年广州的年末就业人员数量增幅是广东省全省最快的，从2015年到2019年，广州市年末就业人员数量增幅达21.34%，超过了深圳的16.59%、珠海的18.62%、佛山的7.48%和东莞的4.56%。而且，近年广州的就业人员数量也保持了一定上涨，并且上涨势头仍在延续。

与之相比，对人口规模严格控制的北京和上海，近10年家庭户平均人口数量下降幅度较低，分别仅下降了0.14人和0.17人，家庭户平均人口在一线、新一线城市中排名中游，分别为2.31人和2.32人。

杨舸表示，从一线城市来说，特别是北京、上海，因为有限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政策，两市人口增长不会像过去那么快，家庭户规模也不会像过去缩减得那么厉害。

深圳则成为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之中，近10年唯一家庭户平均人口增长的城市，增长了0.13人。这与深圳的人口结构不无关系，深圳此前人口的整体平均年龄偏低，近10年许多此前流入的人口都已步入结婚年龄，开始生儿育女。

也有专家指出，这或许也反映了一个趋势：由于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城市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城市需要密切关注就业人口的增长势头，这个反映出城市对于年轻人口的吸引力如何。”孙不熟说。